牛粪浇灌鲜花

有个黄东华先生说跟我同事过，但是我大概没有见过他。更早之前，我还有过一个同事，胡舒立女士，我竟然也没有见过她。（不过我们通过电话。她有一次打电话给我，神秘地说某位中央领导人要看我的某篇报道，但是她不方便告诉我这位领导人的名字。）

我和黄东华曾经所在的组织，以及我和胡舒立曾经所在的组织，都是旧式的组织。（当然，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旧式组织。不过比较这两个组织，是另外的话题。）简单的说，这是层级组织，hierachy. 在这样的组织中，员工是对一个上司汇报。不同上司的员工，往往是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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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nage Your Time Like Jim Collins

 

The famously disciplined and productive management expert discussed his method of self-organization in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Harvard Business Review'...

我们还要从“鱼”到“渔”，学习德鲁克如何思考。实际上，大约30年前，《哈佛商业评论》就发表了题为《为什么阅读彼得·德鲁克》的文章，指出德鲁克的思考方式——作者艾伦·坎特罗夫称之为“整合思考”——比他的思想观点更有学习价值...

我们当然要学习德鲁克的观点。最容易做的，就是从德鲁克庞大的观点库中，搬出自己觉得最顺手的一两件作为随身武器，就像韦尔奇找到并根据自己的尺寸改造出来的“数一数二”和“无边界管理”。然而，这样做的弊端是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，而且德鲁克提供的工具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也并非一万年不变的绝对真理。

就拿“数一数二”政策来说，韦尔奇的属下们很快找到了对策：他们把自己的业务所在的行业定义得非常狭窄，使得自己的业务可以占...

在德鲁克的日历上，11月11日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1923年11月11日，在奥地利的维也纳，还没有满14岁的德鲁克从游行的队伍中开了小差。他发现自己是个旁观者，更愿意呆在大队伍之外。多年以后，他把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《一个旁观者的冒险》（中译本名为《旁观者》）。这不是他最重要的著作，却是他最喜爱的。从此，他开始了自己长达82年的有意识的旁观者的冒险，直到2005年11月11日，离他96岁生日还有8天，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，德鲁克去了。

尽管青年德鲁克在不只一家商业机构工作过，他...

在管理学的日历上，11月19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诞生了两个大人物。1909年11月19日，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学家彼得·德鲁克生于奥地利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家庭。他的父亲是经济学家，当过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·熊彼特的老师。而1935年11月19日，后来被《财富》杂志称为“世纪经理人”的杰克·韦尔奇生于美国一个普通工人家庭。他的父亲是火车上的检票员。

在不同的意义上，他们两人都“背叛”了自己的家庭。韦尔奇“背叛”了工人阶级……

《为世界的领导力》是管理大师彼得·圣吉为《领导力沉思录：刘澜与十位领导力大师的对话》一书撰写的序言。2009年10月27日的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刊登了该文，因为篇幅限制，进行了删节。以下为该报刊登的该文的“简洁版”。该书将于11月初上市。

经理人面对第一种上司，可以做第一种下属。面对第二种上司，可以选择做任何一种下属，当然最安全的选择还是第三种。面对第三种上司（老沃森），选择做第三种下属（尼科拉）。面对第四种上司（斯大林），则做第四种下属（赫鲁晓夫）。  

显然，除非你遇上了第一种上司，下属最好的选择是不批评。难怪本尼斯发现：“大多数组织的一个悲剧，就是人们即使知道领导是在犯错误，也会听之任之。”

（“营销学之父”菲利普·科特勒和我的对话，包括营销学的创始人，营销与战略、创新、品牌、定位、社会责任等的关系，以及营销的未来等等“大问题”。下面这一部分，是最后一部分谈到中国时的主要内容。关于毒牛奶事件，科特勒试图从文化传统方面来理解中国企业家的立场，却没有从我这里得到满意的答案。 

人类学经典著作《菊与刀》认为日本文化是“耻感文化”，西方文化是“罪感文化”。这也是科特勒从两个方面来问的背景。但是很显然，这两点在中国不适用。“面子问题”，对于中国企业家也不适用——有毒的产品、假冒伪劣产品，只要不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，只要在自己的亲戚朋友中有面子，就行了。至于不认识自己的消费者不喜欢自己，又有什么关系？ 

中国文化是什么文化呢？李泽厚认为是“乐感文化”。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，如果说企业家乐钱乐权乐名乐利，中西似乎又没有大的不同。 继续学习，希望将来能给科特勒一个满意的答案。）